褚遂良说,“老夫想了一冬,想明白了一件事。郑玄应为什么能成事?不是他多厉害,是这条影子粮道上,人人都揣着一份不能见光的心思。老夫扣符,是为私心。
赵国公铸仿印,是为私心。就是陛下默许私市,说到底,也是为了一桩不能明说的事。人人都有私心,这网才有缝。郑玄应,只是看见了缝的那个人。”
杜荷没有接话。
褚遂良说得太透。
透得让人不敢应。
“所以这面符,留在老夫手里,永远是条缝。”
褚遂良说,“交出去,缝就合上了。老夫用二十三年守出来的缝,得老夫自己来合。”
“不是请辞。”
褚遂良说,“是归田。老夫这半生,官做到了户部尚书,爵做到了河南郡公。该做的做完了。如今这把年纪,再坐在朝堂上,只会碍别人的事。”
他从袖中取出一份折子,递给杜荷。
“这是老夫的辞表。明日上朝,老夫当廷呈上。”
杜荷接过,展开。
辞表不长,字字工整。
最后一行写着:
铜符归库,老臣归田。
“陛下会准的。”杜荷说。
“陛下准不准,老夫都走。”
褚遂良说,“老夫这把老骨头,还走得动。回河南老家,种几亩薄田,教几个蒙童。这辈子,就这样了。”
杜荷把第十八号铜符收进怀里。
铜符贴着胸口,凉得沁人。
他忽然想起李世民说的那二十面铜符:十九面给死人,一面给自己。如今,第十九号在凉州烧了,第十八号在褚遂良手里交了。
铜符一面一面,回到它该回的地方。
还有第十七号。
它在左卫。
在程咬金的刀上。
杜荷想,等哪一天,程咬金把第十七号也交回来,这盘棋就真的到了收官的时候。
“褚公。”杜荷起身,行了一礼,“这半年,多有得罪。”
“你查你的案,何罪之有。”
褚遂良说,“倒是老夫,该谢你。你若不查,老夫到死都不知道,自己手里攥着的是什么。”
两人又坐了一会儿,说了一些无关的话。
褚遂良问起狄仁杰,杜荷说还在叠州善后。
褚遂良点点头,说那是个好苗子,比他年轻时候强。
说到最后,茶凉了,天也黑了。
杜荷离开褚府时,雪又下起来了。
褚遂良送到门口,忽然说了一句:
“驸马,西市坊墙上的那个记号,老夫也看见了。”
杜荷停住脚步。
“郑玄应这个人,老夫没见过。”
褚遂良说,“可老夫知道,他既然敢在坊墙上画记号,就说明他的人在长安城里,不止他一个。你要小心。”
“褚公也小心。”
“老夫明日交了辞表,就是平头百姓了。”
褚遂良笑了笑,“他郑玄应的刀,不会往一个归田的老头身上落。”
杜荷翻身上马,回头看了一眼。
褚遂良站在门口,身后是满院的雪和那株老梅。
灯火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杜荷骑马回府,远远看见公主府门口亮着灯。
门口的石阶上,站着几个家仆,神色慌张。
城阳站在二门口等他,手里捏着一张纸。
“出什么事了?”杜荷下马。
城阳没说话,把那张纸递给他。
纸上只有一笔。
炭画的。
圈里一横。
“画在哪里?”
“门上。”
城阳说,“今日午后,有人用炭笔画在了公主府的大门上。”
杜荷攥紧了那张纸。
郑玄应,到长安了。
而且他选的第一站,是杜荷的家。
“他还留了别的吗?”杜荷问。
“没有。”
城阳说,“就这一笔。门房说,午后有个化缘的和尚在门口站了半炷香,等他去赶时,人已经走了。门上就多了这个。”
“左耳朵,缺半块吗?”
城阳摇了摇头:“门房没注意。”
杜荷把那张纸凑到灯下,翻过来看了看背面。
背面是白的。
可他把纸斜过来,对着光看时,发现纸的右下角,有一个极淡的压痕。
不是画的。
是刻的。
用指甲在纸上压出来的。
杜荷把灯移近。
压痕只有一笔。
也是一横。
杜荷盯着那道压痕,忽然觉得背上发冷。
圈里一横,是一横。
这一横,是指向谁?
还是说,他要横着来?
夜深了。
公主府的灯,亮了一整夜。
十二月二十二。
褚遂良的辞表批下来了。
批辞表的不是李世民,是李治。
太子监国以来最大的一桩人事,就这么落了下来。李治的批语只有四个字:准。
赐金还乡。
没有挽留,没有加恩,连一句“国之老成”的客套都没有。
朝堂上炸了锅。
有人说,太子这是不给老臣体面。
有人说,褚遂良这是自寻了结。
也有人说,这背后是杜荷的手笔,驸马查了半年的铜符案,终于把户部尚书挤走了。
说什么的都有。
只有两个人没说话。
一个是褚遂良本人,他接了批文,转身就回家收拾行李。
另一个是长孙无忌,他站在班列最前面,从头到尾没有回头看一眼。
杜荷站在文官班列的第三排,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
他知道,李治的“准”字,是李世民的意思。
病榻上的皇帝,已经不想再留褚遂良了。
一个手里攥过铜符的人,一个和影子系统纠缠了二十三年的人,留在朝堂上,就是留给郑玄应的一把刀。
让他走,是保全,也是切割。
散朝后,李治把杜荷叫进了东宫。
“杜师,孤今日的批字,是不是太冷了?”李治问。
“太子觉得呢?”
“孤想了很久。”
李治说,“父皇说,褚公是能臣,可用,不可留。孤想了三天,只想到这个‘准’字。加一个字的恩典,都怕让朝堂上的人多想。”
“那太子知道,朝堂上的人会怎么想?”
“知道。”李治说,“他们会说,太子刻薄寡恩,容不下老臣。”
“那太子怕吗?”
“怕。”
李治说,“可父皇说过,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人,不能因为怕,就不做该做的事。”
杜荷看着这个十六岁的少年,忽然觉得,他真的长大了。
长大这件事,从来不是学会多少道理,而是学会在怕的时候,把手里的笔拿稳。